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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是科技創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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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觀點就是“言論自由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很多人將此視為真理。按照西方主流媒體的標準,言論自由一般是指批評政府的自由,甚至專指非美國盟國居民批評其政府的自由。但事實上,科技創新似乎跟言論自由沒有多大關系。
  比如俄羅斯,蘇聯時期科技創新層出不窮,第一個發射了人造衛星、宇宙飛船,不但在火箭發動機、鈦合金等與軍事有關的技術上領先,在石油天然氣開采與加工、眼科醫療等民用技術上力壓西方,而且在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研究上也毫不遜色。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發明占全世界發明的46%,直到1987年,即蘇聯解體前4年,其專利登記數量仍為83659件,約為日本的1.5倍,美國的2倍,西德的5倍。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發明創造大多不是特別重要,或者主要是為軍事服務的,僅僅是數量可觀,并不能說明對全人類科技進步有多大意義。那么,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論——諾貝爾獎。
  衡量科技創新對人類科技進步的貢獻大小有很多標準,但絕大部分人都承認,諾貝爾獎中的科學類獎項能夠作為重要的證明。雖然在冷戰時期,整個西方對蘇聯敵意很深,標榜中立的瑞典也難免有其思想局限,這一指標不能說完全公正,但應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并且,鑒于言論自由只體現在一國之內,我們應該用居民而非公民的言論自由與其做出的科技創新相比較,因為有些科學家雖然有一個國家主體民族的血統,但并不生活在這個國家,該國的言論自由與否也無法影響到他們的創新能力。
  俄羅斯居民共獲得諾貝爾獎22次,扣除和平獎1次,文學獎5次,其余均為科技獎,共16次。其中沙俄時期俄國居民獲獎3次,蘇聯時期11次,后蘇聯時期2次。有一些俄羅斯科學家雖然獲得諾貝爾獎,但早就移民其他國家,是在外國研究機構獲得的主要成果,不是該國居民,因此不計入。沙俄、蘇聯時期按現在主流觀點都是非常專制的,言論非常不自由,但獲得諾貝爾獎最鼎盛的時期恰恰是那時候。而蘇聯解體后,居民獲得了言論自由,但遺憾的是并沒有迸發出科技創新的熱潮,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反而只有兩個。蘇聯時期平均6年多獲得一次科學類諾貝爾獎,而蘇聯解體后平均11年以上才獲得一次,其中阿爾費羅夫還是被西方認為言論思想最不自由的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他和熱衷于支持以色列的金茨堡后來都投身政治,他們倆的學術成果主要創立于蘇聯時期。
  如果說俄羅斯是孤證,那么德國的情況也可以作為輔證,同樣否定了“言論自由是科技創新的基礎”這種說法。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1870-1919)高達18名(諾貝爾獎從1901年才開始頒發),魏瑪共和國時期(1919-1933)也有14名,而希特勒時期(1933-1945)僅有7名。言論自由的魏瑪共和國,獲獎頻率雖然高于希特勒時期,但仍遜于言論不自由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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